“人类例外论”到“万物的灵长”:早期现代对人类的定义(上)

文章整理自:

Laurie Shannon, “Poor, Bare, Forked: Animal Sovereignty, Human Negativ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King Lear.” Shakespeare Quarterly, 2009, vol. 60, no. 2, pp. 168-196.

01 人类例外论:人类-动物二分

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再到弥尔顿等的传统哲人对于人类的直立姿态非常推崇。他们认为,人类身体的垂直性不仅象征着通向神性的本体运动,还赋予了人类一种能够进行沉思和深度思考的视觉能力。

Aristotle, Historia animalium, 494a

“Man is the only animal which . . . has the head up above in the sense in which “up” is applied to the universe”

“人类是唯一一种‘头朝上’的动物,而这种‘朝上’的意义与‘上’在宇宙中的应用方式一致。” [自译]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7.506-15

With his face towards heaven: The Upright Form of Man.

“面向天堂:人类的直立姿态。” [自译]

这种传统的对人类的颂扬,将人类视为一种独特且享有特权的物种,展现了一种被称为“人类例外论” (human exceptionalism) 的宇宙观。在动物生命的形式的历史语境中,人类例外论是一种灵活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观念,通常通过强调“人类”因拥有某种独特而高级的属性(最常见的是不朽的灵魂或理性)而将人类单独区隔开来。因此,人类例外论将广泛而多样的非植物的生命形式压缩为可能是我们思想中最大的一个概念:“动物”。按照人类例外论的逻辑,动物之所以是“动物”,在于它们缺乏那个被用来定义人类独特性的属性。在人类例外论的思想中,“动物”因此共享一种可以被称为“标志性的动物缺陷”的共同特征。通过这种缺失来衡量,它们被归为一种否定性或剥夺性的分类方法。

人类例外论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可以将前笛卡尔时代的形式与“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的后续发展区别开来,“我思故我在”最后基本上奠定了启蒙主义之后“人类”的物种属性。尽管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分界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变体,但现代形式的二元对立——一种逻辑上自我封闭、但又始终不稳定的框架——很大程度上源自笛卡尔的哲学。他不仅提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还利用自己活体解剖的研究成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生物学上依据。他通过将“思维”与“身体”明确区分,确立了人类作为“有思想的存在”的独特地位,并将动物简化为“无意识的机械体” (la bête-machine),受本能驱使的野兽。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启蒙时代对于人类独特性和理性优越性的理解,同时也强化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的分裂。笛卡尔的理论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还塑造了人类例外论的核心理念,使其成为启蒙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

02 早期现代:超越二分论的复杂性

然而,早期现代的观点通过具体方式不断复杂化人类与兽类之间的界限,这种复杂性超越了二元对立中所固有的模糊性。即便在一个早期的典型的人文主义、且毫无疑问持人类例外论态度的文本中,例如在皮科 (Pico della Mirandola) 于1486年所著的《论人的尊严》 (On the Dignity of Man) 中,我们依然能发现超越简单“人类-动物”二元对立的思考。尽管皮科在文中颂扬了“人类的伟大与奇妙的幸福”,他却以人对万物的全面参与来定义人类的独特性。

根据皮科对亚里士多德灵魂分类学(即植物性灵魂、感知性灵魂和理性灵魂)的基督教化诠释,上帝在每个人类身上都放置了“各种各样的种子和生命的萌芽”。这些种子将由每个人自行培育并最终结果:

“若培育植物的种子,他将成为植物;若培育感知的种子,他将成长为野兽;若培育理性的种子,他将变成一个天上的动物;若培育智性的种子,他将成为天使,上帝的子民……谁不对这个变色龙般多面的‘我们’感到惊叹?” (pg. 5) [自译]

这一段落与同时期许多类似的文本一样,将人类描述成一个多样化的“动物园”  (menagerie)。

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评价一位追求者时说道:

“When he is best, he is a little worse than a man, and when he is worst he is little better than a beast” (1.2.86-87)

“他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比人稍差;他最差的时候,却也不过比兽稍好。” [自译]

其逻辑在文化和历史层面上印证了Donna Haraway在《当物种相遇》 (When Species Meet)中基于科技前沿、基因学以及女性主义政治批评提出的最新观点:我们“从来都是混血的,也从来不是单纯的人类”。在更具历史性的语境中,Gail Kern Paster指出,广为接受的四体液学说(认为体液是人体与动物共有的物质构成成分) 已足以削弱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差异性观念,从而使“跨越物种屏障的认同” (identificationacross the species barrier) 在早期现代文化中,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物质层面来说,早期现代人类并未被简单地置于当代“人类-动物”二分的框架加以衡量。

对皮科而言,人类的例外性是奇迹的来源,也是庆贺的理由。他提出了一种神意赋予的例外论,认为全能的人类独享自我塑造的能力;他的本质是existentia (待形成的存在) ,而非“自然”或先天内置的特性。与其说人类与兽类 (beasts) 对立,不如说人类拥有宇宙中每一元素的属性,以完成仅属于他自己的自我塑造使命——尽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特性却需要借助植物的繁殖力和变色龙的象征意义来表达。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动物园般的人类”形象(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对埃阿斯的描写):

“This man . . . hath robbed many beasts of their particular additions. He is as valiant as the lion, churlish as the bear, slow as the elephant” (1.2.19-21).

这人……窃取了许多野兽的特性。他像狮子一样勇猛,像熊一样粗暴,像大象一样迟钝。 [自译]

在《暴风雨》中,费迪南为米兰达着迷时,甚至将人类的全面性原则跨越了性别的屏障,以赞美道:

But you, oh, you, / So perfect and so peerless, are created / Of every creature’s best!” (3.1.46-48)

但你啊,你,/如此完美无瑕,是从/万物中取其精华创造而成! [自译]

这些概念确实体现了人类例外论,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非二元、甚至可能反例外论的物质性视角。

早期现代英语中常见的表述同样暗示了一种非二元、更广泛的区分。“animal”这个词相对而言并不常见。在《雅典的泰门》中,一位强盗说道:

“We cannot live on grass, on berries, water, / As beasts and birdes and fishes” (4.3.427-28).

我们无法靠草、浆果、清水为生,/ 就像野兽、飞鸟、游鱼一样。 [自译]

这种清单式的列举显然借鉴了《创世纪》中的语言。在16世纪的英语《圣经》中,更大的类别“living creatures”通常以清单形式呈现,如“海中的鱼” (the fish of the sea)、“天空的鸟” (the foule of the heauen) 和“田间的兽” (euery beast of the fielde)。这种熟悉的表达方式广泛出现在早期现代的作品中。这种对兽类、鸟类和鱼类的分别提及进一步表明,当时的语境中更倾向于细致的分类,而非简单地用“animal”来统一指代所有非人类生物。

正如这种列举方式所示,当时更常用的术语是“beast”。“beast”并非现代“animal”一词的直接同义词,因为“beast”在指非人类时,通常意指一种陆地生物,通常是四足动物,或者更具体地指牲畜。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用词的偏好十分明显:他的作品中“beast”一词出现了141次,“creature”一词出现了127次,而“animal”一词仅出现了8次。这三个词汇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时指代人类,有时指代动物。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17世纪William Harvey关于血液循环的论文《心血运动》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 的翻译中找到。在这篇论文中,哈维使用的拉丁术语“animal”及其变格形式,常常被翻译为“生物” (creatures)或“活物” (living creatures) ,而不是英语中的“动物” (animal) 一词。按照其最极端的表述,“动物”这一笼统的类别成为一种同质化的概念,德里达曾讽刺地称其为“bêtise”,意为“愚笨”。这种特别二元化的人类-动物划分,是近代现代性及其延续的启蒙哲学遗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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